当“诸葛亮”，还是做“李世民”？——试论班级管理中
当“诸葛亮”，还是做“李世民”？——试论班级管理中
如何对中学的班级进行有效的管理，是每一个班主任都非常关注的问题。
所谓的“诸葛亮式管理”，就是班主任在进行班级管理中像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，事无大小，都要一一过问、一一安排。诸葛亮式管理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，那就是“事无巨细，亮皆躬亲”。他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任劳任怨，忠心耿耿，自强不息。采用“诸葛亮式管理”的班主任，对班级中的所有事，无论巨细，都要一一过问，仔细安排，大到班级的工作任务、目标及规章，小到学生胸卡的佩带方式，都由班主任亲自决定，然后，布置给学生执行。采用这种管理模式的班主任与学生沟通时往往采用命令方式，给学生规定干什么和怎么干，对学生提出明确而严格的要求，同时制定出相应措施以保证各项要求得以实施。这种管理模式的优势显而易见，而且立竿见影：一个班级在采用这一模式的班主任的管理下，即使在班级成员彼此还不了解的时候，班级工作也能够很快走上正常轨道，完整有序的班集体能够很快形成。在这样的管理下，班级大都显得秩序井然、纪律严明，班主任的意思能够“一竿子插到底”，非常符合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优秀班级的标准。这就是“诸葛亮式管理”的优势所在，即能以最快的速度组建一个完整有序的班集体。
但是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管理模式的另一面，它的缺陷也是一目了然、不容置疑的。从历史上看，蜀国在诸葛亮的管理下显得井然有序、四平八稳，但是，在这种事无巨细皆由一人包揽、一人决断的管理之下，这位以管仲、乐毅自诩的政治军事天才终于积劳成疾，年仅54岁便陨命于五丈原。更糟糕的是，他始终未能为蜀国培养出像样的人才，直落得“蜀中无大将，廖化为先锋”的悲惨境地。蜀国的大业后继无人。这种管理模式最大的缺陷就在于：一旦班主任长期运用这种管理模式，则过度操劳且不利于人才的培养。作为管理者的班主任信人不过，事事不敢放手，不敢让权，包揽一切，班主任就会透支体力，容易疲惫、憔悴。这也是很多采用这种管理模式的班主任又喊苦又喊累的一大原因。
另外，在这种管理模式中，班主任扮演了权威者的角色，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管理，唯班主任的命令是从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这当然不利于培养人才。学生会产生一种惰性：“既然已经有班主任为我们思考了，我们何必还要思考呢？”久而久之，他们就提不起参加班级管理的兴趣和热情，缺少了作为班级主人公的责任感，对与己无关的班级事务显出漠不关心，这是培养学生能力的致命伤。
班主任事事关心，事事插手，其实是一种越级管理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是架空了班团委，班干部得不到锻炼，因此也很难搭建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干部班子。就像诸葛亮，他最后能找到的最好的将帅也只有姜维，这不过是个二流人才。诸葛亮的干部班子搭建不起来，至少是搭建得很不完善，他劳而无功也在情理之中了。所以，用“诸葛亮式管理”的班级，班干部往往更替少、变化小，无形中挫伤了班级其他成员参与管理的积极性，因而，产生一种“顺民”的隋性，对班级事务冷淡、漠视，成为班上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
我们说，“诸葛亮式管理”是一种比较低层次的管理模式，这种管理模式虽有一定的优势，尤其在班集体刚形成时优势更明显，但是却使得管理者心力憔悴，也不利于学生身心的成熟、能力的培养、个性的发展。这样的管理模式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和境界。这种独断专行的管理模式，我们理应扬弃。所以，很多班主任（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班主任），往往又会采用“唐太宗式管理”来克服“诸葛亮式管理”的弊端。
所谓的“唐太宗式管理”就是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选好干部班子，然后在自己的控制下放手让他们去“折腾”。相对于诸葛亮，唐太宗进行管理时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，他强调“明刑弼教”，能“择天下贤才，审熟便安然，后奏闻，有功则赏，有罪则罚”，使他们不敢不“竭心力以修职业”，力求做到“智者取其谋，愚者取其力，怯者取其慎”。采用这种管理模式的班主任往往在组建班团委后，就放手让学生来管理班级的具体事务，将班级的事务划分为若干条，由班团干部分头负责，明确责任、分工到人，并且配上一套奖勤罚懒的措施，不仅力求使干部尽心尽力，也使班干部在工作时“有法可依”。班主任基本退出班级的日常具体事务，不再直接插手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只负责班级“大政方针”，负责“班级立法”，他喜欢进行“法治”并通过他的干部班子对班级进行间接管理。
这种“唐太宗式管理”非常符合现代法治的观念，符合现代管理理论。班主任缩小了管理幅度，不再越级管理，对细枝末节不再过分关注，而只对班级的大方向进行控制，通过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来保证组织的协调，发挥班级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这有利于减少工作量，增加管理效率，对班主任的身心有显而易见的好处。就像唐太宗，他深知一个人不能包揽天下，须要用人分治，他说：“天下之广，四海之大，千段万绪，岂能独断于一人之虑。”所以他任贤用能，放手让权，使天下大治，开创了唐初盛世“贞观之治”。这种管理模式的一个优势，是有利于调动学生参与管理的积极性，发挥学生的主人翁精神；学生在很大程度上由被动转向主动，由接受者转向参与者，有利于学生身心成熟，有利于学生自我意识和自我约束、自我服务能力的发展。这种管理模式因为班主任一定程度的放权，需要学生参与管理来弥补班主任退出后形成的“管理空白”，这无形中会使学生提高参与班级管理的兴趣和热情，产生作为班级主人翁的责任感，关心班级事务，使班干部得到很好的锻炼，因此要搭建一个比较完善的干部班子也就易如反掌了。这是“诸葛亮式管理”所不及的，也是“唐太宗式管理”的优势所在。
在看到上述优势时，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个管理模式的缺陷：它的“先期成本”过高。唐太宗可以“马上得天下”之时逐步完成干部班子的搭建工作，治理天下时就有可能放手让权，而我们的班主任却没有这个缓冲时间，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班集体组建起来，把干部班子搭建起来，匆忙中搭建的班子其质量可想而知，放权当然要付出代价。而且唐太宗时期是皇权独裁，他完全有能力“明刑弼教”，独控大局，但我们班主任不能一手遮天，如果我们匆忙放权，难免有的班干部不会或不善用权、滥用或乱用权力，尤其是在班级刚刚组建时，班级成员相互不熟悉，对新的班级没感情，容易引起其他班级成员不服，由此引发诸如班级凝聚力不足、人际关系矛盾重重等一系列的班级问题，致使一个健全的班集体不能迅速形成，甚至会出现班主任控制不了大局的尴尬局面。这时要再来收拾“残局”，班主任耗费的时间精力就大了。
因此，无论是“诸葛亮式管理”还是“唐太宗式管理”，都存在着各自的优势，同时也存在或大或小的局限性。因此，我们不妨“与时俱进”，来个“骑墙”，综合这两种管理模式的优势，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最优化的管理思路。班集体刚形成时，班级成员刚聚集到一起，彼此之间缺乏了解，班级对班级成员还没有产生吸引力，成员的身心都处于不很成熟的阶段，自我意识和自我约束、自我服务的能力还没形成。这时班主任应该采用“诸葛亮式管理”，以命令的方式进行班级管理，亲自介入班级的具体事务，深入了解班级成员，对班级成员提出明确的要求，把班级工作做细做实；同时，班主任还要加紧对班级人才的挖掘和培养，搭建并不断完善干部班子。一旦完成了这个阶段，班级成员之间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，班级成员对集体有了初步的感情，班级的干部班子已基本搭建完成，这时，班主任要坚决退出对班级具体日常事务的管理，把权力下放给班干部，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，进行“唐太宗式的管理”。这样，一方面可以使班级以最快的速度走上正常的轨道，形成良好的秩序；另一方面有利于使班主任减少工作量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减少身心疲惫，也有利于提高班级成员参与班级管理的热情和积极性，发挥主人翁精神，培养人才。
所以，我们最理想的不是单纯的“诸葛亮式管理”或者“李世民式管理”，而是应该从“诸葛亮式管理”和“李世民式管理”中取二者之优的综合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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